李永铨：我可能和其他人有点不同，小时候我就对所有的文化都特别有兴趣，写作、电影、音乐，当然也有设计。我好奇心太强了，可是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工作像感情一样，什么是我将来从一而终的东西？我不想30年后后悔自己找错伴侣，那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多交往几个，多认识一些。

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和奶奶住在一起，所以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去想，一个人去找答案，这件事情也是很小就自己决定。最后决定离开学校自己去寻找，我去电影公司学习拍电影，也给杂志写东西，也在理工大学读设计，什么东西都尝试过。

大学毕业后我作为杂志的特派记者，去日本了解日本新青年及其文化，主要是电影、音乐，总之是pop culture（大众文化），这对我影响非常大。我每天都去看展览，晚上去听音乐会、看话剧，演出结束后在庆祝会吃饱东西，开始做访问，就这样管了我半年晚饭。那时候每天都接触不同的人，认识到日本文化的基础在哪里。

电影呢，是一个集体的工作，要依赖很多人，很多环节，我觉得不适合我。写作最大的问题是精神分裂，白天一堆人，很热闹，晚上是一个人，很寂寞。晚上你要把你的正常生活统统切掉，在屋子里一个人默默写东西。这太寂寞了，要走的路也很长，我信心不大。

我喜欢热闹，所以我不做了，回来做设计。其实做什么都没问题，关键是诚实，要知道什么最符合你的性格。设计可以表现个人想法，又没有那么寂寞，我一直是这么想的。

 

设计师事务所基本上是一种明星制，以老板为主，在管理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

李永铨：过去这么多年，去了很多地方，看了很多大师，我都发现一个问题。国外的好的设计师事务所，一般都是１0个人，中小企业最好做，只有这样才没有经济问题。我曾经有两个机会可以把公司变得很大，因为工作多了，就可以请很多人，二三十个人，但是以后每个月我就要找更多的工作，然后就要聘请更多的人，我不相信这样做会做得成功。

我一直有一个最大的理念，第一，我一定要亲自做，第二，我要选择好的客户。所以我就定下来，公司最多１0个人，不能再多。我要专心去做每一个客户的东西。在上世纪８0年代，一个中小企业帮一个大公司做设计，这是没可能的，那时候大公司都找大的设计公司，比如很多外国设计公司在香港的分部。我是上世纪90年代开事务所，那时候我就发现，大的设计公司，客户很快就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客户最担心就是公司太忙，见不了中心人物，比如说老板。设计是要服务的，虽然具体的事情不是我做，可是最重要的是我每次都要跟客户沟通，这个做法已经维持了１0年，留下了很多大客户。有人说你运气真的很好，你想怎么做，客户都同意。我告诉你，大企业一般都很保守，要说服他们一点也不容易，只是我不断亲自去见客户，把重点的东西推销给他。

 

李永铨：有。我曾经帮香港政府做一个博物馆的设计，博物馆对香港人来说太遥远了，不喜欢去。我就想，每个人想到香港的时候，都是一个大都会，一个购物天堂，每个人都在shopping，这已经变成香港的主流文化，你要是让香港人来看博物馆，好像是有一点困难，但是我可以打破这一点，把最主流的东西放在里面。我跟客户说，首先要把博物馆变成购物中心，用红白两色，这是购物场所最常用的颜色，里面的场所设置也很像商场，入口处有红色的购物袋可以拿，每个地方都有很多卡片，你一边看一边把卡片放进购物袋，整个感觉就像在买东西。

整个包装花了３个月的时间，第一次给客户的时候，他们很吃惊，因为政府官员肯定有一个观念，就是不要犯错，改动这么大，可能会危及我的工作，不行。这不仅仅是创作，是对整个政府系统很大的冲击。

 

李永铨：我很有耐心，我跟客户的关系好像探戈，他退的时候我就前进，他强硬起来我就跑了。就是不断地说服，在适当的时候妥协。

 

李永铨：黑色幽默一直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元素，你看从这个blarblar bra family，还有满记甜品。一开始这个甜品店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就想卖的是甜品，很sweet的感觉，什么sweet，可能是小孩子比较sweet。所以我用了很多小孩子的图案，但是仔细看，里面又有很多幽默，成人的东西。比如这个小孩子画了一个大眼眶。

我相信“相由心生”（佛教术语），我觉得做人轻松一点好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方式给你笑。因为你看，假如没有情绪反应，任何创作都是没有用的创作。香港是个大城市，资讯爆炸，如果你的作品不能一开始就吸引人，别人就不停下来看。要有震撼力，黑色幽默是很好的。 

 

李永铨：首先我很少一开始就去做，我要先认识我的客户，他的产品。产品有问题我可以帮你做，当客户有问题，我改不了。我要去了解，不一定每个客户都要去做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才有成功的例子。客户合作好像伴侣，两个人要有共同的理念，才有成功的希望。所以选择客户是很重要的第一关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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